（受访者提供/图）
女性关系的细微变化
在北京鸟巢旁酒店早餐吧的钢琴配乐中，崔恩荣的和声细语愈发轻柔。她像韩剧里的白领，黑发过肩，衣饰整洁；但是笑容腼腆，有学生气。她今年41岁，但看上去更年轻。
本世纪初，在高丽大学学习韩国文学时，崔恩荣就想要写作，但一直胆怯，没有开始。直到近30岁，终于觉得不得不这么做，她才跌跌撞撞地成为了一名写作者。
在中文互联网有“韩女文学”现象一说，指的是近年来被译介到中国的一系列打动人心的韩国女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比如韩江、金爱烂、赵南柱……）往往年轻，作品锋利，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的境遇。
崔恩荣的小说也属于大众认可的“韩女文学”。她的长篇《明亮的夜晚》描绘了四代女性的互相扶持和相互救赎。离婚的女主角智妍与对她不满的母亲同住，因为不堪忍受相处中的摩擦，逃离首尔，来到祖母生活的海边小城熙岭。通过祖母，智妍了解了家族几代女性的故事。2023年，这本小说的简体中文版面世后连续四次加印，当年入选豆瓣年度读书榜单外国文学榜，至今豆瓣评分有9.0之高（超过四万九千人评分）。2025年春天，崔恩荣来中国参加读书分享活动，两场见面会的票很快被抢光。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许多读者溢价求票。
听到读者的夸赞，崔恩荣会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希望我的家人不要看我的小说，这对我来说有点困扰。”她这么说，但是家人们都看了，还给她发去祝福的短信，她只好礼貌地表达感谢。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提前设计好人物关系的作家。”2013年，她开始虚构写作，打下《祥子的微笑》的第一句话：“我把手伸进冰冷的沙子，注视着闪着波光的黑漆漆的大海。”
接着，她“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篇小说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一对互相关照、彼此缠绕的年轻女性——素侑不想迈出家门，对未来缺少想象，却在多年后成为一个世界的旅行者，过精彩的生活；祥子很早就笃定自己离开家乡后不会再回来，却长久地留在家乡，照顾爷爷。
写完小说，以读者的视角回顾它时，崔恩荣发现，素侑和祥子都有她自己的影子。
“素侑一直非常想创作，但一直都没开始。她这种一直想做好但又做不好的心境跟我很像。祥子也是，一直想挑战什么，但是都没有挑战到，她有一段很忧郁的状态，跟二十多岁的我很像。”
这篇小说绝不宏大，就像她之后的很多小说一样，写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某一天，我们仿佛不再是好朋友了；日常的缝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改变了这一切？
她擅长捕捉人物关系从建立走向破裂的过程。《祥子的微笑》里是素侑和祥子。而在《你好，再见》里在德国的普劳恩市，来自韩国的“我们”一家和来自越南的翠一家有不错的友谊，但两代人的日常温情在触及越南战争的创伤后被粉碎了。
她也擅长写有血缘关系的女性之间的复杂情感。在《姐姐，我那小小的顺爱姐姐》中，“我”的妈妈海玉和姨妈顺爱是彼此人生最早阶段最重要的人，但是渐渐疏远，后来甚至再没见过，让人伤感。
在以写作为业很久之后，崔恩荣看读者反馈，有人说她善于写人物关系，她才知道，哦，原来自己擅长这个。30岁以后，她在韩国斩获一些面向青年作家的文学奖（包括许筠文学作家奖、金埈成文学奖、李海朝小说文学奖等）。崔恩荣几本小说的中文版编辑任菲，也是《82年生的金智英》《请照顾好我妈妈》等热门韩国文学的中文图书编辑。她在阅读崔恩荣的作品时非常惊喜：“韩国新一代的年轻作家已经这么会写当下生活了吗？……崔恩荣对笔下的芸芸众生都怀着一种因洞察而产生的共情和悲悯。”
“我是一个早上不太愿意醒的人，一般吃完中饭才会开始创作，一直创作到晚上，如果很久的话可以到晚上11点，但是尽可能不那么晚。”崔恩荣说。她的生活很简单。独居，养猫，在图书馆的自习室一样的隔间里写作，写作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是跟猫打招呼。
说到猫的时候，她的分享欲变得更强烈。她从2003年第一次养猫。现在这只养了超过12年。“我养了猫以后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一种爱。”在她的头两本短篇小说集《对我无害之人》《即使不努力》（简体中文版均于2023年出版）中，主角或是留学，或是做义工，或是穷游，从韩国出发，到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到某一阶段，其中一些人会回到原地，成为循规蹈矩的主流人群中的一份子。“我非常喜欢旅行，但因为猫没法长途旅行，而且我觉得跟猫分开会比较伤心。等猫年纪再大，我可能更不能旅行了。”
“写着写着就这样了”
崔恩荣上大学时，一门俄罗斯文学课是女性教授来上——整个韩国文学系都是男教授，这是崔恩荣上大学遇到的第一位女教授。“她非常了解文学，也能把文学的概念很好地传达给我们，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老师。”崔恩荣向这位老师表达自己很想写作。老师对她说，想成为作家，不一定要上文学创作课，不需要学什么技巧，没有技巧也可以创作。那一次的鼓励到现在还影响着她。
聊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问崔恩荣，在最新出版的小说《即使以最微弱的光》里，她写到了一个27岁的大龄学生与一个年轻女教师之间的联结。女教师是给予学生信心和光亮的人。我想知道，崔恩荣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这篇小说里，“我”吐露心声：“也许那时的我很想茫然地追随着她。也许我希望有个和我相似的人提着灯笼走在前面，至少告诉我脚下不会踩空。也许我想追随的是不知道要去哪里，至少能告诉我不会消失，可以继续前行的光。”
看崔恩荣的小说，听她说话，可以明确地知道，她确实不太使用技巧来写作。对她的写作过程，她勾勒不出清晰的路径。对她作为女性作家要通过女性人物进行怎样的表达，她给不出铿锵的说辞。如果让她回答她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有什么能与她的真实生活相互印证，也会失败而归。
比方说，在《明亮的夜晚》中，“我”的妈妈在人生低谷期曾经去庆州旅行，在庆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崔恩荣没有写。妈妈此后回到既有的人生轨道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地生活。我问她，是否觉得妈妈的人生可能因为那次旅行发生转变，但是却没有？
她这么说：“其实我创作是比较喜欢留白的，有一些部分我故意不写，空下来让读者有更多的想象力。虽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并不想作为作者跟大家聊这个问题。”
《明亮的夜晚》呈现出对女性之间亲情复杂性更深的思考。小说里有这几对主要的女性关系：“我”和妈妈，妈妈总是希望“我”坚强、投入新生活；祖母和曾祖母，在困难年代互相依靠；妈妈和祖母，关系常年不睦。在家庭中，几代女性往往受力更多，她们会受到男性的暴力伤害，她们要为了养活家庭付出更多的劳动。
历史的伤痛也在崔恩荣的小说中出现。在《你好，再见》里，战争给韩国人和越南人都留下伤痛；在《姐姐，我那小小的顺爱姐姐》里，顺爱的丈夫被认为通敌朝鲜，被判刑，一家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长久的创伤；在《米迦勒》里“我”和妈妈路过了为世越号遇难者发声的人群。到《明亮的夜晚》，普通的四代女性的人生中， 穿插了天主教徒受迫害事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朝鲜战争等历史事件，跨越百年韩国历史。
“并不是（刻意）以它们（历史事件）为背景写作，可能这是我真正关心的事，（自然）就写在了小说里。”
宏大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回到个人的、不确定的，甚至无意识的、犹疑的。与她的对话在这种不确定中真实而有趣。
分离的朋友，辛苦的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看你的头两本短篇集，发现你很喜欢写人物关系从建立到破裂，人与人从相识到分离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
崔恩荣：我小时候经常搬家，有很多与朋友分离的经历，让我对这种感情、辛苦的心境都有比较深的体会。这给我留下了一些伤痕。从青少年期开始一直到二十多岁，我跟朋友关系都很好，我觉得（友情）是会永远继续的，没想到后来大家还是分开了。在二十多到三十多岁的阶段，我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创作的主题。
从根本上说，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随着成人，接受变化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认识到这个以后，也会感觉到一种安慰。
南方人物周刊：到你的第一部长篇《明亮的夜晚》，有更多更复杂的女性间的关系。是不是到了写这部小说时，你对女性间的亲情有了更复杂的思考和感受？
崔恩荣：首先我写小说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不会去设计，怎么想就怎么写。其次，我觉得对我来说，母女关系是比较辛苦的关系。虽然妈妈爱女儿，女儿也爱妈妈，但是妈妈经常会觉得女儿是自己的一部分，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肆意妄为的情况。母女间也有价值观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母女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在这本书里，“我”与生疏多年的祖母的关系愈发亲密，但“我”与妈妈、妈妈与祖母之间都充满了不理解和淡漠。为什么“我”和祖母会跳过妈妈、产生牢固的情谊？
崔恩荣：现实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对孩子来说，她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母亲，甚至可能是最糟糕的母亲，但祖母是很好的祖母。人与人之间也看合不合得来。此外，我觉得父母和子女间的很多问题来自父母对子女有过多的期待，但是祖母这一辈对孙辈是没有什么期待的。
南方人物周刊：《明亮的夜晚》里一代代女性背负了这么多生活的痛苦，你在写的时候有为她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吗？
崔恩荣：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会觉得我的人物是值得同情或不幸的。虽然我的很多人物可能在大众的眼光里是失败的，或者是有伤痕的、不太成功的。
崔恩荣在北京与读者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成为作家是因为太想当作家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时参与编辑过一份女性主义校刊。在一个采访中你说过，制作杂志的两年里，你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彻底改变。我想听听这个校刊制作的故事。
崔恩荣：我在大学做这个校刊时，只是觉得读校刊上的文章非常舒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女性主义。进去以后才发现，我一直想读这个校刊是因为认同里面的一些观点，这也对我后面的写作方式有一定的影响。那时我的年纪还比较小，刚开始接受这些东西，有一些思想上的冲击，比如会对自己以前做的一些事不太理解，或者对自己之前做得不对的地方有些生气，也会厌恶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
南方人物周刊：我想再具体地问一下，你当时认同校刊的什么？
崔恩荣：我是在2002年接触这本杂志的，有一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校刊上有篇文章写学校的老清洁员，很多杂志上关于劳动者的描写都是写他们很辛苦、很不幸，以同情的视角去写，配的图是很辛苦的工作照，但这本杂志不是这样的。这本杂志放了一张他们笑得非常开心的照片，也不是以同情的视角去写这件事，我看到以后非常舒服。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哪些思想或者行动上的成长正好与进入校刊是重合的？
崔恩荣：在加入这个杂志前，我很少自己创作，除了写作业。以前也不太会整理自己的思绪，有时候会觉得很混乱。加入校刊后开始写一些长文章，写着写着就发现，我学到了一些整理自己思绪的方法，同时也学会了从不同的观点去看问题。虽然当时很辛苦，但是现在看来，加入校刊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南方人物周刊：你大学读的是韩国文学专业。在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中，总是有更多男性声音占主导、男性写就的故事，你读书时会不会感觉缺少女性的文学典范？
崔恩荣：我在学韩国文学的时候，教科书上没有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一堂关于诗的课上，有一张表，有时间轴，对作家分类，有什么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最后会有一个分类叫“女流作家”。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写头两本小说时非常怀疑自己，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现在还会吗？
崔恩荣：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十年多了，但现在还是会有这样的怀疑。每次看到新的作家出来，或是看到别人的作品，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好？
在当作家之前，我也觉得自己不太能成为一个作家，只是我喜欢。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写作才能的人，当时成为作家是因为我太想当作家了，所以没有办法，走上了作家这条路。
写作是一件苦恼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你的写作习惯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明亮的夜晚》是长篇，而且结构比较复杂。你在写作中会不会感觉更难？有什么问题是你写短篇时没有处理过的？
崔恩荣：其实这个小说是在《文学村》杂志上连载的。刚开始写的时候脑海里没有大的构想，写着写着我都在担心，不知道这个故事怎么写下去，甚至有点害怕这个故事没办法收尾……第三次连载我写了两次，当时有点不知如何展开。但是那次之后到结尾都比较顺利地写下来了。
对我来说，写短篇小说的话，如果我这地方写得不对，删掉就可以了。短篇小说可能两个月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小说写了一年。长篇小说很难完整地删改，因为有的东西已经发出来了，会有心理负担。时间太长了，我现在都不敢相信当时是怎么写下来的。但是我以后也不排斥这个事，觉得，诶，我是不是也可以再写一次（长篇）？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同时有好几个想写的故事，或者是脑子里冒出好几个人物，你会犹豫应该先写哪个吗？如果同时有很多灵感，你会怎么处理顺序？
崔恩荣：有的作家会随身带记事本，有什么灵感就记下来。但我没有这种灵感哗哗来了要记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坐在书桌前，慢慢地想这个画面，慢慢地写。写作是比较苦恼的一件事。
南方人物周刊：文学专业的人在做文学批评时会有比较严苛的眼光，希望作品有进步、作者走出舒适区，但是站在作家的角度，好像不被别人的声音影响、自己好好写更重要。你在写作时是否有想摆脱他人期待的苦恼？
崔恩荣：因为需要别人给我机会，所以我会比较在意外界的声音。也有一段时间会因为否定的声音很困扰，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随着时间过去，我可能也变得比较厚脸皮了，这样那样的评价都没关系，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就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全职创作者，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了吗？比如外界觉得你应该写得更快、更多，也会有经济上的压力。这些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态？
崔恩荣：我觉得读纸质文学的人会越来越少，对未来的大方向，我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应该写一些我想写的东西，如果为了赚钱去创作一些东西、去加快自己的速度，长远来看对我和我的创作都是不利的。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国，很多读者喜欢一些韩国女作家创作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会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统称为“韩女文学”，你的作品也在其列。你是否了解“韩女文学”这个现象？
崔恩荣：之前因为翻译的问题，韩国女性作家的文学没能走向世界，这对我来说挺遗憾和伤心的。韩国很多女性作家写得非常好，我也非常高兴她们（如今）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一定的关注。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的文学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
责编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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